姜亚军，西安外国语大学教授（二级）、博士生导师，富布赖特研究学者，教育部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英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教育部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专家，陕西省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高等学校专业设置与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为国家社科重大委托项目子项目 “高等学校外语类专业 ‘理解当代中国 ’葡萄牙语系列教材编写和研究” 负责人，教育部首批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负责人，教育部 “英语专业综合改革试点” 项目负责人，陕西省课程思政示范课程《跨文化交际》负责人，陕西省教学团队“英语写作系列课程”教学团队带头人。
主要研究领域为高等外语教育研究、应用语言学和翻译学，在《外语教学与研究》和English Today、Scientometrics等国内外刊物发表学术论文 100 余篇，出版 “十二五” “十三五”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多部。先后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多项，翻译出版我国小说家作品多部，获省优秀教学成果奖和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多项。
当今的中国，
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外语人才
对一些人来说，我们应该学外语还是不应该学外语，似乎永远都是一个问题。
前几年，建议 “取消英语在中小学的主科地位”，“不再将英语设为高考必考科目” 等有关英语科目在我国中小学教育中重新定位的话题，不时被提起。由于基础教育涉及面广，高考社会关注度高，这类话题一旦进入公共视野，往往能迅速引发热议，相关网络点击量常以亿计。
2017年9月29日，教育部在答复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5574号建议（即 “关于改变英语 ‘高考必考、中小学必修’ 地位，减轻中小学生负担的建议”）时指出：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大力实施 “一带一路” 倡议的关键时期，亟需一大批具有国际视野、熟练运用外语、通晓国际规则、精通国际谈判的专业人才。培养全球治理人才，提升国民外语能力，需要我们围绕提升学生综合语言运用能力的目标，改进中小学外语教学，推动外语考试改革。
此后，相关讨论热度锐减。事实上，从我国自2014年启动的新高考改革进程来看，英语在高考体系中的地位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目前各省份实施的高考方案主要分为两类：前两批试点省份采用 “3+3” 模式，后续批次则多采用 “3+1+2” 模式。两种模式中的 “3” 均指语文、数学、外语三门全国统考科目；而 “3+1+2” 模式中的 “1” 为首选科目，学生须在物理和历史中选择一门，“2” 为再选科目，学生可在化学、生物、思想政治、地理等科目中任选两门。该模式通过将物理和历史设为“首选科目”，突显了二者在高校自然科学与人文社科人才培养中的基础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英语始终位列 “3” 之中，说明其在基础教育阶段的地位依然稳固。
然而，近两年来，高校外语专业又不时成为舆论焦点。“外语学院消失” “多所高校停招外语专业” “外语专业不再吃香” 等话题屡屡见诸社会媒体，加剧了考生与家长对外语专业前景的疑虑，也使部分在校外语专业学生产生了一定的迷茫情绪。
其实，当今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一大批具备良好外语能力的人才。原因其实再也明白不过，那就是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这一需求可从国家所需与个人所求两个维度进行分析。我们首先谈第一个方面，即国家层面对外语能力的需求。今天我们谈国家外语能力建设，以后再接着谈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及贸易强国建设等对国家外语能力建设的要求。
我国目前处在一个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综合国力大幅提升，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这一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历史发展进程，既带来千载难逢的机遇，也伴随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无论是抓机遇还是迎挑战，都要求我们建设与我国国家地位相适应的强大的国家外语能力。
一、国家外语能力
依据文秋芳教授的定义，“国家外语能力” 是指 “国家处理海内外各种外语事件或是运用外语处理各种事务的能力”。因此，国家外语能力已远超简单的 “交流工具” 范畴，已成为一国获取关键信息、参与全球治理、维护国家安全、驱动科技创新、输出文化价值的核心战略资产和基础设施。简而言之，国家外语能力已成为一个国家综合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常言道，“弱国无外交”。对于一个综合国力相对较弱的国家而言，其参与国际事务的深度有限，对外交往与贸易的广度也相对不足，国家外语能力的重要性便不那么凸显，对外语人才质量的整体要求也相应较低。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一穷二白，大致就处于这样的状态。当时所需要的合格的 “外语人才” 的标准无非就是能够 “熟练掌握外语”，外语专业的毕业生所从事的职业主要是教师和翻译岗位。
196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了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和高等教育部等五部门制定的《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纲要》。该纲要对高等外语院系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是“能够比较准确和通顺地口译和笔译一般的政治文件和浅近的文艺作品”，甚至 “学会用外文打字等技术” 也是对培养外事翻译为主的外语院系的特殊要求。
然而，当我国已经从国际规则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积极倡导者，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参与重塑全球格局时，国家外语能力不足的短板便日益显现。这也正是为什么在文章开头，教育部在答复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5574号建议时会明确指出：“亟需一大批具有国际视野、熟练运用外语、通晓国际规则、精通国际谈判的专业人才”。其中的 “亟需” 二字，说明服务 “国之所需” 外语人才数量上的不足与质量上的短板两个方面的问题。
当然，我们必须看到，现在对 “外语人才” 的界定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除了 “熟练运用外语”，还需 “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精通国际谈判” 的能力。也就是说，外语人才需要有“用外语办事”的能力，而不是仅仅是当 “翻译” 或 “教师”。当然，如何对接 “国之所需”，培养相应规格的外语人才也给我国从中小学到大学的外语教育提出严峻的考验。
一个国家，特别是一个 “大国” 的国家外语能力不足，有可能是致命的短板。以美国为例。我们且不说冷战时期发生的事情。2001年，“9/11” 事件发生，震惊全美。Kathleen Stein-Smoth (2016, p.16) 在《美国外语能力赤字》一书中说：
据报道，美国政府在9/11袭击前未能获取关键情报，部分原因在于阿拉伯语人才短缺；事后，“9/11委员会”在调查报告中也特别建议增加美国政府各部门的语言专家配备。
痛定思痛，令美国人震惊地发现，美国掌握两种语言以上的人才储备仅占美国人口的大约 9%，而在欧洲这一比例高达 50%。美国国防部感到在全球反恐战争中外语人才捉襟见肘。国家外语能力再次被提上美国政府和国会的战略议程。2004年，美国国防部和马里兰大学语言中心联手召开了美国历史上首次 “全国语言大会”（National Language Conference），会议成果之一便是白皮书《国家外语能力提升行动倡议》（A Call to Action for National Foreign Language Capabilities）。白皮书指出：
我们的愿景是：美利坚合众国将通过外语能力的提升和对世界多元文化的深刻理解而成为更加强大的全球领导者。这种能力既是我们政府和企事业部门的优势，也是我们教育体系的支柱。政府、学术和企事业界需为之共同努力，并从中受益。
2003年，美国现代语言学会执行委员会成立外语临时委员会，对9/11事件后美国出现的语言问题进行调研，并对美国高校的外语教育提出意见和建议。2007年，该委员会发布了名为《外语与高等教育：新世界新结构》（Foreign Languages and Higher Education: New Structures for a Changed World）的报告，对美国高等外语教育提出七点建议，其中包括建议对区域国别研究、历史、人类学、音乐、艺术史、哲学、心理学、社会学和语言学专等专业本科生，毕业后从事法律、医学和工程领域工作的在校生以及博士研究生三类学生，设置外语能力门槛。
2006年1月5日，时任美国总统布什宣布《国家安全语言计划》（National Security Language Initiative），目标是 “学习、使用和教授关键外语语种的美国公民人数大幅增加”，同时建议将美国儿童学习外语的年龄段提前。《国家安全语言计划》是一项跨政府部门的计划项目，美国国务院、教育部、国防部和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均设立数量不等的实施项目，该计划2007和2008年预算分别达到6550万和1亿1440万美元。美国国防部在美国 23 所高校设立 31 个 “语言旗舰项目” (Language Flagship Programs) ，其中包括在杨伯翰大学等设立的 13 个汉语项目。
2017 年，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又发布《美国的语言：加强面向 21 世纪的语言教育》(Americas Languages: Investing in Language Education for the 21st Century) ，称美国在外语能力上落后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包括欧洲国家和中国”，建议实施美国国家语言能力提升计划，认为“国家对语言教育的长期需求，并不亚于对数学和英语的教育需求，并提出两年制和四年制大学 “要扭转目前撤销语言类项目的局面”，继续面向所有学生开设初级和高级语言学习机会。在此调研报告的基础上，美国部分国会议员提交《世界语言能力提升和保障法案》 (World Language Advancement and Readiness Act) ，该法案 “要求国防部向各州和地方教育机构提供为期三年有竞争性的经费支持，用于在中、小学设立、改进或扩展世界语言（如外语或美国手语）课程”。后来，该法案成为《国防授权法》(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的修正案，特朗普总统于 2019 年签发。
9/11事件后美国对其语言政策的调整充分表明，一个国家对自身外语能力的建设必须给予高度战略重视，将其作为国家综合治理能力的重要维度。
当前，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建设，坚持多边主义，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并相继提出共建 “一带一路” 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等一系列引领性方案，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可以说，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在此由大向强、将强未强的关键时期，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地需要能够精准服务 “国之所需” 的高层次外语人才。唯有持续强化国家外语能力建设，才能为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有效维护国家利益与总体国家安全，提供坚实可靠的人才支撑与智力保障。
毫无疑问，如何培养能够真正服务 “国之所需” 的外语人才，已成为我国外语教育改革的核心议题，而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外语教育自主知识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也已成为外语教育界的广泛共识。在此背景下，经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审批，各具特色的 “外语+” 双学位及联合学位本科人才培养项目已在多所高校相继设立（据不完全统计）：
外语+法律：北京外国语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四川外国语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
外语+国际政治/ 工商管理：上海外国语大学、厦门大学等
外语+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商务：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浙江工商大学等
外语+会计学/财务管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四川外国语大学等
外语+历史学：北京师范大学等
外语+计算机/ 数据科学：复旦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
外语+人工智能：北京科技大学、电子科技大学等
外语+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浙江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等
外语+车辆工程：北京理工大学等
外语+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北京外国语大学等
外语+金融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广西大学等
外语+石油工程：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等
除此之外，各高校还立足自身学科优势，自主设立了多样化的第二学位、微专业项目、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及各类人才培养实验班，例如清华大学的 “英语专业（世界文学与文化实验班）”、哈尔滨工程大学的 “英语（AI实验班）”、山东大学的 “英语专业拔尖创新人才实验班”、华东师范大学和北京邮电大学的 “英语（语言智能实验班）” 等。西安外国语大学自2017年起，也陆续开设了 “英语拔尖人才实验班（英语+法语+国际组织）”、“卓越新闻传播人才实验班（西班牙语+英语+新闻传播）” 和 “卓越外交人才实验班（英语+阿拉伯语+外交学）” 等十多个本科人才培养改革项目。
在教材建设方面，北京外国语大学和上海外国语大学于2023年获批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 “大中小学外语教材研究基地”，致力于服务服务国家教育发展和教材建设重大战略。2021年启动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 “高等学校 ‘理解当代中国’ 系列教材” 研究与编写工作取得显著成果，次年即出版了涵盖英语、俄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日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韩国语等10个语种的39部外语教材。同时，全新的《大学英语综合教程》也已于近期面世。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更多具有原创性质的外语教材也会陆续出版。
尽管我国高校现有的各类 “外语+” 双学位项目及特色人才培养实验班在体系上仍有待进一步完善，但相信通过外语教育界的持续探索与不懈努力，我国的国家外语能力必将得到系统性提升，从而为服务国家战略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与智力支持。
以上，我们谈了国家发展对外语人才需求的第一个方面，即国家外语能力建设。我们的主要观点是：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建设的中国需要与之相匹配的国家外语能力。下面我们谈第二个方面，即统筹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也同样需要不断加强国家外语能力建设。
二、国家教育科技人才需求
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 外语教育则是连接中国与世界、促进文明互鉴、驱动创新发展、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桥梁。外语能力是学生获取国际前沿知识、参与国际学术合作的基础，是中国科学家紧跟科技前沿、参与全球科技治理的关键支撑。在中国迈向现代化强国的进程中，高质量的外语教育将为培养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吸收世界科技创新成果、提升国家文化影响力提供不可替代的支撑。
（一）英语的主导地位
如今，英语在全球科技、经济、金融、贸易、教育等诸多领域依然占主导地位，是获取知识，紧跟科技前沿发展最为的主要门户与首要媒介。
英语是发表研究成果、参与国际学术对话的 “硬通货”。据统计，全球超过 75% 的人文社会科学论文和超过 90% 的工程、环境科学论文用英文发表。《自然》《科学》和《细胞》等国际知名期刊都是以英语出版的。根据爱思唯尔、施普林格等大型学术出版集团的统计，英语在全球学术出版语言中的占比已超过70%。
英语同样是获取全球最新科技、商业与文化信息的核心语言。全球超过80%的电子信息以英文存储；国际金融市场中，约 95% 的文献、报告、研究及新闻均以英文发布。在全球经济层面，约 90% 的跨国公司将英语作为工作语言，近80%的国际交易与商业沟通通过英语进行。
与此同时，美英等英语国家汇聚了全球顶尖的高等教育资源。在 2025年 U.S. News 与 THE 世界大学排名中，前十名均为英美高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数据显示，全球约半数的国际留学生选择前往美国、英国、加拿大及澳大利亚等英语国家深造。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英语的国际影响力持续扩展，其全球通用语的地位不断巩固。在此趋势下，任何一个国家若主动放弃国民英语教育，无异于自我隔绝于国际社会，在自身与科技进步、学术前沿之间筑起高墙、深掘鸿沟。倘若真走上这条路，便如同闭门深山修炼十年，待出山之时，必将面对一个全然陌生、已 “换了人间” 的世界。
我们可以来看看印度的案例。许多人认为，印度近年来的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与其将英语作为官方语言之一密不可分。这一语言优势，也被视为是印度裔精英在全球商界，特别是顶尖科技公司中表现卓著的重要原因。近年来，全球500强企业掌门人中的印度裔数量之多，已引起全球关注。有人统计，全球财富 500 强科技企业的掌门人中有六分之一为印度裔。
微软：Satya Nadella（萨提亚·纳德拉）
谷歌：Sundar Pichai（桑达尔·皮查伊）
Fedex：Raj Subramaniam（芮思博）
Adobe：Shantanu Narayen（山塔努·纳拉延）
万事达：Ajay Banga（彭安杰）
百事可乐：Indra Nooyi（英德拉·努伊）
星巴克：Laxman Narasimhan（纳思瀚）
花旗：Vikram Shankar Pandit（维克拉姆·潘迪特）
IBM：Arvind Krishna（阿尔温德·克里希纳）
前美国驻印度大使埃里克·加塞蒂曾开玩笑说：在美国，如果你不是个印度人，就当不上世界 500 强的 CEO。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是印度人？为什么不是中国人、日本人、法国人、德国人？
当然，这个问题的答案很复杂，但普遍认为，原因之一是他们得益于凭借英语优势所获得的对西方所主导的游戏规则的深刻理解和良好的跨文化适应能力，因为这种领导力素质恰恰是跨国公司全球扩张时所亟需的。所以有人说，在新的世界格局中，能否站上商界顶端，不再取决于出身，而是取决于谁能掌握全球商业的游戏规则：即懂技术、懂资本、懂管理、懂文化。
反观日本，则常被视为一个反例。与印度相比，日本社会普遍的英语能力不足，被视为其连接外部创新的 “短板”，使其在捕捉全球技术趋势、吸纳顶尖人才及开展深度国际合作中，面临显著的信息时差与沟通成本。也许正因如此，早在 2000 年，由时任首相小渊惠三设立的咨询机构 “21世纪日本的构想” 恳谈会，便在报告中大胆提出将英语定为日本第二官方语言的构想。尽管该设想最终不了了之，但在日本文部科学省的持续推动下，将英语作为小学必修课程已成为普及性政策，反映出日本社会对于提升国民英语能力、弥合全球沟通鸿沟的深刻共识与不懈努力。
（二）非英语语种的重要性
2017年，面对中国的持续崛起，作为 “守成国” 的美国在战略焦虑驱使下，于特朗普政府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首次明确将中国定位为 “战略竞争对手”。近十年来，美国对华打出多维度 “组合拳”，除贸易战、舆论战之外，更不断升级科技围堵，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航空航天、半导体、生物技术等关键领域加强对华技术封锁与人才交流限制，企图遏制中国的科技进步与发展。
在此形势下，若我国主动弱化甚至放弃对下一代的英语教育，那就意味着在某些大国 “遏制” 中国的同时，自己先自断一臂，先自我 “遏制” 一把。
更为重要的是，这不仅意味着主动迎合与美国 “脱钩” 的态势，更无异于在科技、教育等领域同步疏离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主要英语国家。这种 “不跟你玩了” 的思想无异于资敌以粮，自废武功，最终只会削弱我国在国际竞争中的话语权与参与能力。
另一方面，若赴美留学渠道持续收窄，我国留学生必将更多转向欧洲、亚洲等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高校，德语、法语、俄语、日语、阿拉伯语等语种的学习需求可能相应上升，形成对单一英语依赖的结构性调整。随着 “一带一路” 倡议推进和全球化深入，“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语言，如哈萨克语、乌尔都语、白俄罗斯语、马来语、印尼语、越南语、泰语等语言的重要性势必不断增强。
事实上，我国早已在多元外语教育体系上有所布局：2001年与2003年，教育部已先后颁布日语和俄语的中学课程标准（实验稿）；至2017年新课改，更正式将德语、法语、西班牙语纳入高中课程标准体系，这正体现了国家在外语教育上的前瞻性安排。
总之，在当今国际竞争格局中，外语已超越沟通工具的范畴，成为提升国家综合竞争力、深拓全球合作空间的重要战略资源。只有系统构建面向未来的国家外语能力，才能更好支撑科技自主创新，服务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建设。
三、贸易强国建设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经济经历一个持续增长的时期，世界各国经济通过开放与制度性合作，逐步形成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有机整体。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一个国家的外语能力变得尤其重要。
以被视为全球通用语的英语为例。我在前面的一篇文章中引用了英孚教育《2025 EF英语熟练度指标排名》：
英语熟练度反映了一国劳动力参与跨国全球经济活动的综合能力。在向知识型产业转型的经济体中，良好的英语水平往往意味着（劳动力）对国际标准与惯例的良好适应能力。这一关联表明，语言教育投资可有效配合其他经战略，共同推动经济转型——对于寻求深度融入国际市场、并希望为适龄劳动人口创造更广泛就业机会的国家而言，这一举措尤为重要。
然而，随着新兴经济体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持续上升和南南贸易持续扩大，全球贸易格局正在得以重塑。英语 “一语走天下” 的局面面临挑战。一份提交英国贸易投资总署的研究报告显示，英国的国家外语能力 “赤字” 每年导致英国财政收入损失480亿英镑，即GPD 的 3.5%。2022年，剑桥大学等发布研究报告《外语对英国的经济价值》(Economic Value to the UK of Speaking Other Languages)。该报告指出。如果消除与阿拉伯语、汉语、法语以及西班牙语国家的语言障碍，英国每年的出口回报会增加 190亿英镑，占到英国出口收入的 0.75%，而外语教育的投入与产出比会是1:2。
2020 年，英国人文和社会科学院、美国艺术与科学院、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澳大利亚人文研究院以及加拿大皇家学会联合发出《语言之于世界: 国际行动倡议》（The Importance of Languages on Global Contexts: An International Call for Action），称 “讲英语国家培养的非英语语言人才不能满足二十一世纪的需要”。
据统计，目前近 80% 的国际交易与商业沟通通过英语进行。英美等国家尚且如此强调外语学习的重要性，其他国家加强英语和其他关键语种语言的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
2024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为 41.76万亿元人民币，出口总额43.85 万亿元人民币，出口额占全球出口总额的 14.2%，持续保持良好势头。然而，我们应该清醒认识到，在全球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蔓延和国际地缘政治冲突的复杂背景下，只有持续推进优质人才、 资本、 技术等高端要素汇聚, 才能实现贸易高质量发展。专家指出，我国的国际贸易发展时间较短，特别是加入 WTO 只有不到 20 年的时间，因此我国国际贸易教育水平还比较落后，对外贸易高端人才的支撑仍显不足（马冰冰，2025）。
一方面，我国服务贸易结构失衡的问题仍然突出，贸易结构急需调整。例如，应大力推动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的发展，像金融、咨询、法律等专业服务贸易，提升高附加值服务的出口比重。这一改革方向，对国际贸易高端人才，特别是熟练掌握贸易对象国语言，并熟悉其金融、法律、公司治理以及商业惯例的区域国别人才，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要解决这一问题，我国高校的语言类专业需不断深化不断深化 “语言+专业” 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特别是针对 “一带一路” 共建国家、RCEP成员国及新兴市场，加快培养熟悉当地语言、文化与商业惯例的复合型人才。
另一方面，全球经济数字化、绿色化、智能化转型正推动国际经贸规则加速演变，并将深刻影响未来国际竞争与合作格局。在此背景下，我们必须不断提高自己在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国际话语权具体体现为国际话语的议题设置力、传播辐射力、理念引领力、形象影响力、方案贡献力以及制度创设力等方面。我们应该承认，在一些国际合作机制中，我们依然处于一个学习和适应的阶段。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面临着西方霸权话语、跨文化差异与价值观冲突等外部挑战，也面临着理论体系建设滞后、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不足等内部挑战，而应对这一挑战的根本出路，在于培养既熟悉国际规则和谈判规则，又能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讲好中国故事、阐述中国方案的人才。国际话语权的争取，不是喊喊口号就能得到的，需要我们有理有据去争取，但我们必须明白，一种文化中的 “理” 和 “据”，在另一种文化中往往会成为 “无理” 和 “无据”。
国际贸易涉及不同国家或地区，所涉及的语言文化、社会习俗、政策措施、法律体系、商业惯例等问题，远比国内贸易复杂。这一点我们的认识还远远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例如，各国在劳工保护、数据安全（如 GDPR）、反垄断、知识产权等领域法规差异大，违规成本高。我国公司就因数据合规问题在欧美多次面临审查。
此外，国际贸易中 “质量为王” 的原则往往无法发挥其在国内市场的作用。这背后主要存在三重挑战：新兴市场本土企业的崛起、发达市场的隐性壁垒，以及长期存在的品牌信任问题。
在新兴市场，随着本地企业的快速成长，单纯依赖产品品质已难以形成足够竞争优势；而在发达国家，技术标准、行业认证等隐形门槛，往往成为更关键的制约因素。例如，中国电动车进入欧洲时，必须应对严苛的碳足迹标准与供应链信息披露要求，这些已远超传统质量范畴。
品牌信任的建立无法一蹴而就。海外消费者对中国品牌的认知，仍可能受到 “低价低质” 的历史印象或地缘政治舆论的持续影响。在此复杂环境下，谁能够承担起跨文化沟通者、标准适应引导者与品牌叙事构建者的角色？
更关键的是，国际贸易深受交易双方国内政治经济变动、双边关系与国际局势的影响。若缺乏具备深厚区域国别洞察力的人才支撑，无法做出前瞻预判，企业乃至国家可能面临的损失将以亿计。
就贸易强国建设而言，外语人才扮演着深化全球合作的 “沟通桥梁”、应对国际风险的 “预警雷达” 以及传播中国主张的 “话语构建者” 的多重角色。要持续不断扩大我们的国际贸易 “朋友圈”，目前我们对外贸易高端人才仍是短板。在中国迈向贸易强国的征程中，培养一支兼具语言能力、专业知识和跨文化领导力的高端外语人才队伍，已不仅是经贸合作的必要支撑，更是提升国家全球竞争力、参与塑造新时代国际秩序的关键投资。唯有让语言能力与开放战略同频共振，中国贸易才能在全球浪潮中行稳致远。
说明：
来源 | “英语姜谈” 公众号
